摘要：中美关系已确定进入原有双边关系框架终结、新双边关系框架尚待确立、两国探索双边关系发展趋势的新阶段。战略竞争至少在中短期内将是双边关系的新常态，拜登执政后美国甚至强化了此种态势。中美关系框架的改变必然影响彼此认知，误读、误判几率随之上升。基于此种认知采取的反应和行动很可能诱发意外甚至冲突，因此，管控中美战略竞争将变得很必要。为管控中美战略竞争，双方应该采取以下举措：中美可从美苏冷战互动中汲取经验和教训；梳理存在分歧的问题领域，为管控和解决这些分歧创造条件；将分歧管控和危机管理纳入现存的各级外交和安全对话机制之中；落实已有并尝试签署新的分歧管控甚至危机管理协议；保持各层级对话沟通渠道畅通，通过官方正式或者非正式渠道传递清晰信号。
摘要：特朗普执政时期是美国政治生态出现对立和撕裂很严重的时期，党派的严重对立、国会与白宫行政部门之间的对峙、特朗普特立独行的强势执政风格及其与党派领袖、内阁成员的个人争斗纠缠在一起，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立法环境。特朗普政府与国会在立法环境极为复杂艰难的情况下，却逐步推动并加强了对华政策的法律化。民主、共和两党与白宫联手推动涉华法案屡屡突破禁区，国会和白宫在对华政策上出现了高度契合。这说明在整体对华政策强硬的大环境下，美国国内遏制派的声音跨越两党，占了上风。这些立法结果对中美关系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甚至有些影响是短时间内无法消除和修复的。而对于美国国内而言，采取对华强硬的外交政策的政治溢出效应就应该产生转移视线、掩盖国内矛盾、获取选民政治同情的效果。
摘要：“威胁范式”可谓是美国国家安全观的基本范式，而威胁认知的塑造则是其明确竞争对手、巩固国内共识、采取应对措施的基础和前提。为了应对外部挑战，维护全球霸权，美国在长期的安全与外交决策实践中逐渐形成了界定外部威胁与渲染“被威胁”叙事，构建“自我”与“他者”的对立，再通过政府宣导为主、公共传播为辅的方式形成政策共识的威胁塑造模式。后冷战时期，美国的威胁认知也在逐步演进，其中对“中国威胁”的叙事由既往对中国经济、军事力量增长的关注逐渐延伸至政治、文化、社会、科技与意识形态等诸多领域。尤其是在特朗普入主白宫后，美国明确将中国定义为首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开始全方位地重新塑造针对中国的“威胁认知”，并着重从“价值观威胁”“政治文化渗透威胁”和“科技窃密威胁”三个方面构建“中国威胁新叙事”，进而对两国在人文社会领域的交流活动造成了严重冲击。
摘要：党中央关于“注重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的要求对于当前我国加强民生建设具备极其重大的指导意义。其中，兜底性民生建设是政府建构的最后的保障体系，向所有靠其他保障方式不足以满足其基本需要的个人和家庭提供最后保障的民生保障制度建设。现阶段我国民生保障体系中属于兜底性民生保障的制度主要有社会救助制度和针对困境儿童和困难残疾人的社会福利服务。与其他民生保障方式相比，兜底性民生保障具有五个方面的突出特点。过去多年来我国的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也还存在一些短板。在当前加强兜底性民生建设具有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应该从八个方面加强兜底性民生建设。
摘要：随着我们国家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兜底性民生工作的重点将从对贫困群体基本生活保障服务为主转向以提升贫困群体的机会、能力和动机为目标的积极兜底性民生服务为主。兜底性民生服务是政府为保障困难群众生活需要和促进其摆脱贫困而向其提供的各种服务的总和，是政府兜底性民生保障体系中的服务保障部分。兜底性民生服务的重点主要是从兜底和服务两个维度展开对困难群体的心理健康、社会支持、就业与能力提升等方面的服务以及对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困难残障人士等特殊人群的民生关怀服务。完善兜底性民生服务体系建设的着力点在于强化政府主管部门的责任分工与合作体系，优化服务提供的体制机制，加强专业服务能力培育，建立一支专业化、职业化的兜底性民生服务领域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
摘要：在欧洲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之中，贫困始终是欧盟社会政策中的核心问题之一。自20 世纪90年代末以来欧盟社会政策历经了由“欧洲联盟”到“欧洲社会联盟”的曲折发展，而伴随社会经济全球化影响下欧洲贫困的不断演变，为应对工作贫困问题的日益泛化，欧盟构建了保障贫困劳动者的反贫政策基础体系。欧盟反贫政策的发展对我国贫困治理的启示在于：为强化社会政策的兜底保障功能，应精准把握并有效处理与贫困问题相交织的个人、家庭、市场及政策环境等各层面复杂因素。其中，应对工作贫困的挑战不能靠单一政策实现，而须构建多元参与、综合施策的贫困长效治理机制。要言之，一个有效且能可持续性应对工作贫困挑战的政策组合需要全面综合地考量贫困的多维表征，需要整合包括托幼、产假及家庭津贴在内的综合家庭政策，不断切实改善有效的收入保障体系，并且采用注重提高就业质量的再分配政策。
摘要：治理情境制约着董事会的战略决策选择及其实施效果。董事会社会资本通过创新投入影响上市公司创新绩效，并受区域冒险精神的影响。对2014—2019 年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发现：董事会社会资本与创新投入呈倒U型关系；创新投入在董事会社会资本与创新绩效间发挥非线性中介作用；区域冒险精神非线性调节着董事会对创新投入决策的选择。基于整体性思维，内外部因素对上市公司董事会创新战略决策的选择及其实施效果均有影响。关注变量间的非线性关系，有利于使理论研究与实践逻辑一致，某些特定的程度上解决了既有相关研究的线性假设以及不考虑外部情境变量而导致的理论模型偏离实践的问题。
摘要：杠杆率过高和监管趋严促使房地产企业去杠杆势在必行。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这一视角出发，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房地产企业杠杆率的影响效果以及作用机制具备极其重大的理论与政策价值。研究之后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将会导致房地产企业整体杠杆率走低。进一步区分负债期限后发现，该抑制效应大多分布在在降低企业短期杠杆率上，而对长期杠杆率并没有显著影响。融资约束程度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短期杠杆的抑制过程中起部分中介效应。公司治理水平越高的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短期杠杆率的抑制作用将会促进加强，而对长期杠杆率水平的抑制作用则会相应削弱。因此，政府应尽可能保持经济政策变更的稳定性，且在去杠杆政策时应考量企业杠杆率的结构性分化现象，切忌“一刀切”。
摘要：为研究碳减排的政策效应，探讨通过产业体系调整促进“碳达峰”“碳中和”的合理路径，根据2007—2017 年我国30 个省份26 个行业的碳排放数据，基于Kaya 恒等式LMDI 分解法和变异系数法（CV），可以分析产业体系调整与碳排放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得出结论：区域产业同构会弱化产业体系升级对碳排放增长的负向驱动作用；我国主要行业碳排放强度的区域差异明显且整体呈扩大趋势，依据碳生产率比较优势进行产业区域分工和产业体系调整具有较大的碳减排空间；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进程中，推动产业体系升级的同时，应兼顾产业区域分工，将碳生产率比较优势和区域产业体系差异作为产业政策和碳减排政策的重要考量因素。
摘要：碳排放权作为新型金融实物资产有助于促进低碳经济转型发展，因此非常关注。基于Diebold-Yilmaz 模型，以湖北碳排放权交易价格作为我国碳市场的代表，与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进行比较分析发现，我国“碳—商品—金融市场”联动性、稳定性均弱于欧盟，尤其是在特殊事件冲击影响下溢出指数的波动也有所加大。在我国金融市场有效性较弱、直接融资占比较低、碳金融理财产品创新不足的情况下，我国碳排放和金融实物资产之间联动性较差，碳交易行为市场化不足，相比欧盟仍有待提升。因此，我国未来在碳市场建设中可以借鉴欧盟的发展经验，推动碳金融理财产品创新，积极构建支持碳交易市场有序发展的绿色金融发展体系。
摘要：历史认识的检验标准，是史学理论建设的重大问题，是论证历史学能否成为社会科学的关键。这样的一个问题，只能在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予以解决。检验历史认识的唯一标准，就是史学界共同进行的历史学学术实践。历史学的学术研究，作为整个社会许多学者工作的总和，是人的活动、是人们被社会机制组织起来的活动，是一种现实的社会实践。学术实践之中会产生见解分歧，这应当付之于学术论辩，学术论辩正是在学术实践中检验以往认识是否准确的重要机制，是推进认识向前迈进的动力。西方历史相对主义理论与古往今来历史学的实践完全脱节，它自身也没有学术实践的基础。只要坚持历史学学术实践观，就不难解决历史认识论上的难题，不难破解形形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历史思想的冲击。
摘要：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及时作出调整政策，各地开始推广和普及节育技术，中国现代节育技术的推广工作由此艰难起步。在这一过程中，各级地方政府和卫生部门在指导与培训、供应与保障、促进科技交流与创新等方面给予了有力的领导和全面的支持。此时期，各地节育技术的推广呈现出计划性、实用性、不平衡性的特点，总体上为中国的计划生育事业的起步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并为大众节育技术的普及奠定了基础。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及卫生部门所表现出的执行力，所取得的成就及出现的问题尚未得到学界的关注，值得重新评价和反思。
摘要：钱穆虽批评乾嘉诸儒排斥“义理”，不重“现实”，然而亦能“同情”乾嘉学风的形成原因，且抉发出乾嘉学者反对清廷专制的思想。钱穆揭示钱大昕以“直书其事”实现“褒贬”、强调治天下者须先治其身，以及同情弱者的“平恕”之论；认为钱大昕既然反对“汉宋门户之见”，便不应更重“训诂”在“义理”之上。钱穆肯定戴震“理欲论”反抗“权威”的精神，然亦批评其论“情欲”的弊病。钱穆虽然重视乾嘉儒“为学问而学问”的路径，但更看重“义理”“考据”并重、兼顾“心性”“治平”的“朱子之学”。
摘要：《太平广记》于太平兴国三年（978）编纂完成，太平兴国六年（981），宋太宗下旨雕版印行，不久即中止刊印。然而，中止刊印并没影响《太平广记》的流行和传播。宋元间《太平广记》慢慢的变成为人们阅读汉唐小说最方便的读本，上至帝王、下至说话艺人，人们学习、借鉴和取资汉唐小说多以《太平广记》为中介。宋元时期, 小说没有继续唐五代小说——特别是作为成熟小说艺术的传奇小说——的发展的新趋势，小说思潮发生转向,与《太平广记》有很大关系。当我们回望宋元小说的历史发展，审视宋元小说的特征、成就，《太平广记》的传播和影响，应该是被纳入思考范围的重要因素。
摘要：唐修《晋书》所载张华获龙泉宝剑的故事，情节曲折，内涵丰富，为后世文人津津乐道，也成为文学作品中的常见事典。就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来看，其有与史实相合的现实要素。故事有几率发生在公元297 年前后。当然，该故事的虚饰成分远多于现实要素，张华所获之剑与古代名剑无关，而是时人为了彰显故事的神异性附会了各类名剑传说。除此以外，唐修《晋书》记述张华获剑的故事，并不只是表现张华的“博物”，独立的故事单元呈露出的宿命论思想，与传主张华之现实命运交相辉映，使《张华传》具有了更为打动人心的文学效果。
摘要：安徽大学藏战国竹书《诗经》与传世《诗经》文本有很大的差异，其中风诗称名中有“侯风”引起学界关注。对于“侯风”所指以及何以有“侯风”，以及“侯风”后面的一段文字，学界的理解分歧很大。“侯风”下面的文字表明“侯风”即叔虞之诗，也就是“唐风”。依据“侯风”称名，结合其他文本书写特征，大体能推断，安大《诗》简应该是专门为丧葬准备的明器。尽管不能完全否定安大《诗》简的价值，但我们也应该审慎利用其讨论先秦文本及其承传。
摘要：散原老人陈三立的诗中有若干习用之字，形成了民国学者王一叶所指出的“印象派”特点。他常用“光”“照”“影”“气”“痕”等字摹写事物之光影痕迹与气韵，多用“梦”“魂”等字写主观精神之迷离印象，常用的“飘”“摇”“悬”“挂”等字则描摹了光影和声响的飘摇不定之态。这表明诗人的目光是印象式的速写，也表现了散原诗中疏离的物我关系，这种疏离的物我关系直接体现在“隔”“挂眼”等常用字词上。这种朦胧昏暗的意境和疏离的物我关系，与陈散原的遗世心态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