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永宏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养老保险改革、就业等问题

  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鼓励勤劳守法致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坚持在经济稳步的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拓宽居民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渠道。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快速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记者：收入分配长期以来是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从目前来看，我国收入分配中还存在哪些明显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出了怎样的要求？

  程永宏：习指出，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是改善民生、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最重要最直接的方式。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按照“初次分配强调效率，再分配强调公平”的主导原则，我国逐步建立起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的方法并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这一制度的设计有效地激发了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地发展。与此同时，也存在一些尚未得到根本解决的问题。

  首先是收入差距过大。目前我国基尼系数在0.47左右。一般认为基尼系数介于0.3到0.4之间是合理的。其次，再分配效果不够显著，主要体现是中国税后基尼系数比税前基尼系数下降的幅度较小。再者，某些领域的收入分配缺乏公平性。收入分配的公平性是指个人的收入与其贡献基本上成正比。虽然现在收入分配与实际贡献很大程度上是相关的，但在某些领域也出现了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收入的差距，远远超出他们贡献的差距。此外，部分领域非法收入任旧存在，如各种偷逃税收入、腐败收入、靠垄断或欺诈等获得的暴利收入。这种情况影响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和平等性，破坏了效率也不符合正义原则。

  收入差距过大的最终的原因在于，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对收入差距的思想认识存在偏差。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打破“大锅饭”的分配格局，通过拉开收入差距激励人们努力工作、积极创新，提高经济体系的效率，这本来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但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也出现了片面强调拉开差距、追求效率而忽视平等的问题。这种认识导致初次分配的差距迅速而持续地扩大，也导致再分配方面制度不够完善，出现目前这种状况。

  考虑到距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时间节点只剩两年多时间，我们要格外的重视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加快解决居民收入和财产分布中存在的问题，努力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格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而十八大、报告相应的内容则是“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的方法并存的分配制度”，这是理论上的进步，这一修改意味着收入分配改革要更多地体现劳动的价值，按劳分配要作为收入分配的基本原则。

  记者：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制度改革的复杂性也反映出收入分配的复杂性。如何让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党的十九大报告说明，“鼓励勤劳守法致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坚持在经济稳步的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为何需要同时强调“调高、扩中、提低”，“两个同步”又指向怎样的改革目标和方向？

  程永宏：习明确要求：“我们一定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绝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调节收入分配涉及诸多环节，收入分配体制机制改革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调高、扩中、提低”，正是为了扭转收入差距过大的状况，必须对过高收入进行相对有效调节，通过多种途径提高中低收入者、特别是低收入者的收入，使得中等收入者的比例占大多数，实现有效的再分配，降低税后收入的差距，使最终的收入差距下降到合理的水平，这是一切再分配制度的共同特点。

  实现这个目标，首先要使全社会在舆论和思想认识上达成基本共识：收入差距过大与过去的“平均主义”一样，是一种不正常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状态，它不仅在实践中会影响社会稳定、损害经济效率，而且在理论上得不到支持和论证，这方面需要加大宣传力度，加强相关的理论研究。在机制建设上，合理的收入分配一定要通过两个环节实现：初次分配要确保按贡献大小的比例进行分配，体现公平原则，以便激励每个人努力工作，保持经济体系具有较高的效率；再分配领域要确保最终的收入差距处于适当的水平，以便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强调的“平等”原则相适应。在具体政策上，要充分的发挥个人所得税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调节作用，这是所有发达国家调节收入差距的两个主要工具。另外，还应该要考虑遗产税等能够调节收入差距的税种的可行性。

  “两个同步”是实现公平分配、确保居民个人收入和劳动者个人收入稳步增长的基础要求。经济总量与居民收入同步增长，是确保所有国民共享改革开放红利和经济发展成果的必要前提，这是再分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的目标。劳动生产率与劳动报酬同步提高，则是保证劳动者按其贡献获得合理报酬的根本原则，这是初次分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的目标。“两个同步”意味着在收入分配改革中，初次分配领域将要不断强化劳动贡献与收入的联系，也就是尽可能地体现多劳多得的公平原则，这里的“劳动”同时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在再分配领域，将会更看重平等性，尽可能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承诺。

  记者：“当代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知识、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在生产中的贡献显著提升，分配要体现这个变化趋势。”习深刻指出，如果是“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就谈不上创新驱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到十九大报告提出“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这对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有何启示意义？

  程永宏：习从收入分配角度鼓励创新这一重要论述，可以说真正抓住了激活创新的牛鼻子。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在具体落实过程中，应当紧紧抓住“鼓励创新”这个牛鼻子，在分配中更多地体现出知识、技术的价值。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现代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因素是技术进步即创新。收入分配制度对于鼓励创新具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只有当创新而不是任何其他因素成为公司实现利润、个人提高收入最主要的来源，创新活动才能成为企业和个人主动追求的目标。只要创新活动能获得足够的回报，就一定能激发出巨大的增长动力，企业和个人就一定能获得足够的利润和收入。

  中国正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质上就是要提升经济体系的结构和质量。实现这个目标的关键就在于创新。但创新不是仅靠政策照顾、税收优惠等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最重要的是要建立健康的市场机制，让创新活动得到足够的回报并发展壮大。唯有如此，才能使得创新成为企业和个人的一种自觉行为、常态化的行为，而不是为响应号召而做出的“姿态”和短期行为。当然，这只有在适当的收入分配机制作用下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周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