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候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杨帆(西南财经大学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思想是习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西部地区尽管在社会经济发展已取得重大历史性成就,但由于发展基础和自然地理条件等因素,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与东部地区发展任旧存在一定差距,相对来说是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薄弱环节”。在此背景下,西部地区应着力做好四个协同,在区域高水平质量的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
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是区域高水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推动核心城市群引领发展不仅是提升西部地区整体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改善居民生活的关键,也是加大西部地区和我国别的地方发展平衡性的关键。西部地区在聚焦核心城市群建设及其对区域发展重大带动作用的同时,也应着力推进民族地区加快发展。西部地区是我国多个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区,可以说,西部民族地区相对主要城市群发展差距大,不仅是西部地区内部发展不平衡的体现,更是全国层面促进共同富裕的主要壁垒。因此,要在高水平质量的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就要提升西部地区的发展水平,西部地区内部则必须加快民族地区发展。
对此,西部地区一定要做好核心城市群引领发展与民族地区加快发展之间的协同。一是应继续提升西部主要城市群建设效能,高水平打造引领西部地区高水平发展的动力源和支持全国高水平发展的增长极。二是应全方面提高对加快民族地区发展重要性的认识,明确西部民族地区加快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环节,将脱贫攻坚过程中“啃硬骨头”的勇气和经验拓展并应用至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的实践当中。三是应总结并延续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地区发展取得的宝贵经验,根据各地区资源禀赋、发展条件、比较优势等差异性,差别化、针对性地支持民族地区加快发展。
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经济持续高增长的动能和条件与过去不再相同,更强调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而非速度。在经济发展方式深刻转变的过程中,我们国家社会建设理论与实践体系逐渐完备,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社会建设”,党的十九大报告从七大领域明确了新时代推进社会建设的主要内容。当前,西部地区发展相对滞后,持续稳定的经济稳步的增长是西部地区加快缩小与别的地方发展差距的必然要求。与此同时,与全国总体相比,西部地区社会建设的经济支撑明显不足,高水平推动社会建设的难度更大。
要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要求,在高水平质量的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西部地区一定要做好经济稳定增长与推进社会建设之间的协同。对此,一方面,要在经济稳步的增长上抓重点,比如西南地区应快速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发展区域性特色优势产业,优化地区经济结构。另一方面,要在社会建设上强弱项,优化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供给和资源配置,促进大学生、农业转移人口、返乡人员就业和创新创业,强化自然灾害的防灾减灾与应急管理等。
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生态环境保护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应有之义。一方面,我国西部地区山、水、林、田、湖、草、沙、冰资源丰富,青藏高原更是生态保护的重中之重。西部生态环境保护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备极其重大影响。另一方面,曾作为脱贫攻坚主战场的西部地区虽全面摆脱了绝对贫困,但民生改善的任务依然艰巨,依然承担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担。对西部地区而言,生态环境保护与民生保障改善既同属必须要时刻抓好的两大领域,也同属责任重、压力大的两大领域。
西部地区只有做好生态环境保护与民生保障改善之间的协同,才有充分条件在高水平质量的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一是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保证西部地区发展中的各领域、各层面、全过程都坚决贯彻新发展理念,用新发展理念全方位引领发展实践,做到统一贯彻,不顾此失彼。二是强化基础设施规划建设,提高道路交互与通行设施通达程度,扩大农村信息网络覆盖面,新建或优化关键水利设施,统筹城乡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三是实施环境保护重大工程改善人居环境,全力发展绿色经济,依托发展具有区域或民族特色的产业,带动居民就业增收。
除了东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外,西部地区内部也存在较大发展差异。在居民生活方面,这种差异则表现为需求不同。有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因此,改善就业、增加收入是居民的首要需求;有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居民总体就业和收入情况较好,从而对精神生活的需求就明显增大。共同富裕不仅是物质生活的富裕,同时也是精神生活的富裕。除了保障必要的人居环境、公共服务等之外,对物质生活水平显著较低的地区,应重点加大居民就业增收促进力度;对物质生活已达到一定水平的地区,应加大对居民精神生活需求的关注。
由此可见,西部地区在高水平质量的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一定要重视地区间、家庭间、个体间发展的异步性,做好引领居民增收致富与满足居民多元需求之间的协同。一是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准确认识和把握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及居民生活差异,在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各环节都尊重并最大限度地考虑差异性,让差别化政策在促进地区间、家庭间、个体间的平衡发展中发挥非消极作用。二是要强化在社区发展治理中调查研究的作用,重视居民意见建议的收集研判,通过扎实开展调研精准掌握居民的现实需求,有效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三是在改善民生各项工作过程中注重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多层次的精神生活需求。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逐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大家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化的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化的经济成为中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精准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习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础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
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用“大众话语”说清“理论话语”,理论才能真正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千万工程”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以乡村经营为抓手,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
区域国别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只有从不同学科视角贡献知识增量,通过融合、碰撞和创新,才能最终形成学科共识。
我们仍需抢抓“十四五”应对窗口期,战略上保持定力,战术上灵活机动。在强化养老、托幼、家庭支持政策基础上,逐步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
中国正在打破西方对现代化标准垄断,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创造属于自身个人的发展经验,为现代化理论作出重要贡献。
人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最具创造性、最具能动性的要素,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口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内在要求。
五个坚持明确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与转型升级、一二三次产业体系、传统产业与新兴起的产业、国内与国际间关系的重大原则,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行动指南。
统筹粮食安全与活化乡村经济是未来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亟待通过深化耕地保护模式的创新,探索面向多元价值诉求的耕地保护新途径。
在稳经济政策措施的持续发力下,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都处在逐步恢复中。鉴于需求不足是一个时期以来影响经济运行的明显制约因素,因此需求改善较之供给改善更能有利于经济运行。
通过建构共同体记忆和一定的情感叙事策略,彰显出我们党对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历史经验和新时代新征程的新赶考之路具有坚定的历史自信。
十年来的网络立法,涵盖数字中国、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等所有的领域,辐射企业、社会组织、个体等各类主体。网络立法的进程与网络深度嵌入经济社会生活的步履同频共振。
平台经济在推动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创造就业、拓展消费市场、创新生产模式、国际竞争中大有作为。平台经济是数字化的经济的典型业态,是引领经济稳步的增长和推动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新引擎。
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文化因素、价值追求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实现社会财富资源在劳动人民各阶层、社会各主体之间,由盈余方向短缺方流动或盈余方与短缺方共享的资源配置活动。